走進傣家竹樓，就等于走進了一個小小的“竹文化”藝術博物館：竹樓的主體材料是竹，式樣為古老的“干欄式”建筑;竹門上掛有竹編的“避邪”;墻壁和地席用竹皮和竹心交錯編出傣錦般的暗花;雙層竹編衣箱米柜色澤金黃，小巧玲瓏的竹凳竹桌造型別致，使人感到鄉土的溫馨氣息。

       收工回來的小卜哨(姑娘)解下腰間精巧的細蔑腰籮，端上用鮮竹竹心編的飯盒，竹的清香撲鼻而來;波陶(大爹)用雕花的竹酒壺和竹酒杯為你酌酒，竹勺竹筷乃至竹碗，更是妙趣天成。看著這些精美別致的竹制工藝品，人們不禁會贊嘆：滿坡翠竹，一旦經人“點化”，竟能“變”出這么多獨具特色的造型。

       這類例子，可說是俯拾皆是，如伍、德昂等族的藤制工藝系列，白族的木雕和大理石工藝系列，拉枯族的葫蘆工藝系列，伍、瑤、阿昌等族的金屬工藝系列，葬、納西族的毛制工藝系列，藏族的瑪腦、料珠工藝系列以及中緬邊境一帶民族的寶石玉器工藝系列，等等。無論在山野平壩，還是在村寨樓房，處處都可以看到巧用自然，“隨物賦形”的作品。

       比起內地民間玩具(如泥泥狗、布老虎等)來說，云南各族民間玩具顯得更稚拙、粗放，作風漂移不定，多為山民信手之作。幾陀粘泥、半塊劈柴、一把麥桿，隨意取來做成山獸野鳥，無心丟掉亦不足惜。也有精編細繡的許多小玩藝兒，如白、葬等族的香包繡袋之類，除繡花，還絞成各種人物、動物或花草魚蟲的模樣，既是玩具，又是避邪的靈物，更是各民族婦女傾注愛心的藝術作品。

       在滇中等地，每到農歷五月端午節前后，便有一些人走街串鄉賣“菱角”。所謂“菱角”，實為一些用染色麥桿編的玩具。麥桿剖成片，編成大小不一的各式三角形，再將這些光潤可人的“菱角”以不同方式穿連編結在一起，魔棍一樣，竟可變出數十種造型，人物亭閣、飛禽走獸、魚蟲花卉，無不可為。其形既有具象神韻，又有抽象意趣，輕巧玲瓏，有一種特殊的形式感。

       木馬、紙龍、竹蛇、泥哨等民間玩具，制作功夫不如內地民間玩具那么精細，但同樣是山童手中尤物，其憨拙的造型，充滿山野氣息。也許，從工藝角度看，那些竹雕木削的玩藝太簡單，不過，一種“青梅竹馬”的鄉土之憶，常常由此而被親切地喚醒;至于那些取自山土并與山風一起鳴響的陶哨，更易讓人聯想起光屁股玩泥巴的童年。各地陶哨的陶色陶質不盡相同，制作也精粗各異，大都保留著手搓指捏的“土味”，造型強化基本形塑造，雖小但個性鮮明，渾然有勢，具有突出的“童畫”特色和鄉土風格。

       是的，每日足踏手摩著高原五色土的人，很難不萌發造型的欲望。“玩泥巴”并不僅僅只是頑童的嗜好。遠至童年時代的古人類，近至現在的民間陶匠或泥塑藝人，有多少杰作在他們手中誕生，又有多少杰作返本于泥土，人們是永遠無法歷數的。

       那些僥幸而未化為泥土的雖只是極少數，我們卻已能窺見云南土陶藝術源遠流長的某些跡象。例如，元謀縣大墩子新石器時代遺址內出土的雞形陶壺，為夾砂灰陶制成，壺口做雞頭，身體用點線紋和乳釘紋裝飾，造型生動可愛，被文物學家列為原始藝術珍品;滇池地區出土的紅陶盤，滇東北地區出土的磨光黑陶瓶，以及洱海、滇南等地出土的紅、紫、黑、白、灰、橙黃、褐各色陶杯、陶匝、陶罐、陶紡輪等，反映了遠古時代的云南人“技泥為器”、將腳下五色土變為掌中實用器皿和藝術精品的創造沖動。

       這種“女媧轉泥”，創造萬物的童年式沖動，并沒因歲月增長而消減，而是有了新的升華。例如，我們試將大理地區西晉墓出土的灰色陶馬，和南昭、大理國時期的彩繪紅、黑、灰陶樂舞俑、軍將俑、侍從俑、生肖俑，明清時期的浮雕紅陶綠釉陶葬器，近現代的民間土陶玩具和實用器皿(如版納黑陶、白陶和灰陶，大理橙黃陶、紅陶，麗江紫陶，建水黑陶和紫陶等)放在一起，就會感到，無論什么時代，高原的五色土，總潛藏著一種誘惑，一種造型的誘惑。

       于此，我們似乎有悟：被列為中國四大名陶之一的云南建水工藝美術陶器，為什么要精選當地產的優質五色陶土配制成坯，盡仿天下萬物之象?取五色土為配方的“創意”，不知出于何人，很有些神秘意味，讓人產生許多渺遠的遐想。或許，正是這種欲采遍五色高原之精，薈集野自然中千般色相于一器一物上的古老沖動，使建水陶獨得天地靈秀，具有了五色土培冶的浩然之氣和傳奇的天生麗質。

本文采自：云南民族民間藝術

作 者：鄧啟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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